薛元明///清代、民国时期的安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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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国时期的安徽书法
● 薛元明
安徽历史悠久，早在二、三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原始社会晚期，生活在今皖中、皖西和皖北的居民属夷族系统，皖南大部分地区为越族栖息地，大别山以南靠湖北、江西长江沿岸属三苗族。唐贞观元年，实行道、州(郡)、县三级管理，安徽为河南、淮南、江南三道分领。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建安徽省。同治四年(1865)，基本上已与今安徽境域相同。1949年5月，中共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建国后，1952年8月，撤销皖北、皖南行署，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安徽历史上，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群星灿烂，著名的有管子、老子、庄子、曹操、曹丕、曹植、华佗、包拯、梅尧臣、朱熹、方以智、戴震、方苞、程大位、程长庚、邓石如、黄宾虹、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冯玉祥、王稼祥和邓稼先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文化学术流派有建安文学、桐城派和新安画派。唐宋时期，李白、杜牧、刘禹锡和欧阳修等文坛泰斗都在江淮大地上留下诸多诗篇，可以说，安徽是个人文大省。而在书法方面，就清代和民国这两个历史时期而言，安徽书法成就灿烂辉煌。
一、晚明余绪——龚鼎孳
% l* {- U8 U  `3 @4 ]5 E1 Q4 P, J文艺缘于人生的苦痛，在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双重思维的影响下，在朝代更迭中，一些士人为维护自身信仰，不惜杀身成仁，其中也有一些变节的贰臣，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们的书法艺术成就。王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安徽书坛则有龚鼎孳。龚鼎孳（1615-1674），字考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才华横溢，与钱谦益和吴伟业一同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同王铎交好，除此之外，他与一些明朝遗民如朱彝尊和傅山亦是好友。官至兵科给事，一生两次受降，先降闯王，再降多尔衮，后遭弹劾，远谪琼崖，一生历尽坎坷。龚鼎孳书法以二王帖学为宗，受董赵书风影响，但因才华横溢，故能不堕“恶俗”之名，书风劲健，潇洒出风尘，显露出过人之处。龚鼎孳可看成安徽清代和民国两时期书法断代史的开端。
& Z( H# `  C9 Q* x8 ?, j二、清代书坛——波澜壮阔
1 X! h( B0 @4 I- a（一）承前启后——文人书家群
! ~- e, f$ ~" V1 w" P% [龚氏之后，历史步入清王朝统治时期，歌舞升平的盛世掩盖不了文化政策的残酷。满清入主中原后，继承了明代的各种典章制度，运用各种方法来稳定政治秩序，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人心的政策，在文艺方面通过编辑《四库全书》来收买人心，明代遗民保持了书法传统，他们所依赖的明王朝在一瞬间土崩瓦解，现实的残酷，增加了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一些知识分子在知晓推翻满清政府已无望的情况下，慑于“文字狱”的淫威而埋头于故纸堆，侧重金石考据，造成了书人游离心态，寄情书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客观上为清代书法繁荣造成了很多便利，揭开了清代书法发展的序幕。安徽书坛出现了一些以鬻书卖画为生的职业书画家，注重诗文修养，将书法视为余事，但对后世有决定性影响，代表书家有四位。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安徽休宁人。原为明诸生，清军入关后避而不仕，游走江湖，鬻画为生，往来于江浙一带，终生布衣，书画兼擅，绘画承香光一脉，是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和龚鼎孳一样，书风受董其昌影响，尤其在扬州有很大声望，后改弦易辙，专攻米芾和二王，但一生都受董翁影响，是董其昌书风的积极继承者，笔意流转，自抒胸臆，因其习惯旷达，寄情翰墨，更显从容不迫。
梁巘（生卒年不详），字闻山，号松斋，安徽亳州人。乾隆时举人，曾任职于湖北，后主讲于寿州循理书院。一生淡泊名利，专心书翰，以董其昌和赵孟頫为主，旁涉苏米二家，中年之后转效李北海，用笔雄浑，字形稳健，与梁同书齐名，有“南北二梁”之誉，晚年所书尤似李邕，一代宗师邓石如年青时曾得其提携，结识金陵大收藏家梅   ，眼界大开，书艺有成，得以享誉书坛。
3 z+ t! [. }7 }# U9 M! k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七峰居士、溪东外史和甘泉山人等，安徽歙县人。“扬州八怪”之一，终生不入仕途，以卖画为生，擅长作墨梅，嗜茶成癖而致双目失明，自谓“知我平生清苦癖，清爱梅花苦爱茶。”书法尤其善作隶书，方正雍容，不计较于笔画的波磔挑剔形式，点画精到，用笔沉稳，古朴静穆，格调自汉碑中来，时人有诗赞曰：“巢林居士老好事，典衣不惜穷搜罗。心摹手追成笔冢，坐卧三日难同科。”书法之外，亦精于绘事和印艺。
5 y% c5 ?$ q; v/ y1 y6 h6 B姚鼐（1732-1815），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先后担任兵部、礼部主事和刑部郎中等，后辞官归隐，专治学问，是“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书法对他来说，只是一种“余事”，虽无意于书，但其作洁净超然，空灵秀逸，跌宕飘然，书卷之气充盈笔墨之间，堪称精品，慧人心智。由此足见学问修养对书法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碑学大师——邓石如
如果说，清初康乾的偏爱造成了董赵书风横行，是一种贵族风情的滥觞，而此后庶民意识兴起，造就了对穷乡儿女造像碑刻的重视使平民书风崛起，在安徽书坛出现了新气象，表明从帖学开始转向碑学。在清代，安徽书坛对整个书法史都产生巨大影响而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有两个，一是以书法创作著称的邓石如，另一个是他的学生，在碑学理论上有卓越建树的包世臣，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前期书法在乾嘉年间书法表现对碑学临习的深入，造成了整个清代书坛的嬗变，一些埋头于故纸堆的书家都以篆隶名世，到了邓石如的手中，才真正形成高峰期。邓石如堪称一代圣手。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后因避仁宗讳而以字行，号完白山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和古浣子等，安徽怀宁人。一生不仕，以鬻书刻印为生，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开始自学书法篆刻。“少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日以其赢给饘粥。”后得梁巘介绍而结识金陵收藏大家梅  ，见识了诸多金石拓本，眼界开阔许多，凡三代吉金和秦汉刻石《石鼓文》、《峄山碑》、《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和李阳冰的《三坟记》和《城隍庙碑》都在学习之列，而“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问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可见他的浸淫之深。篆书打破了玉箸篆和铁线篆一统天下的局面，用笔灵活多变，结体婀娜多姿修长，婉转飘动，着重笔墨意趣，晚年笔势奔放，粗壮有力，得雄浑奔放之美。“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弊，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碑》、《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志，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清代虽然法者甚众，但出类拔萃者不多，流于皮毛，拘谨呆板，毫无生气，和这些人相比，邓石如确实是胜人一筹，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做到融会贯通，形成自我风标。
邓石如篆书之外，隶书亦独树一帜，融会百家，《史晨》、《华山》、《张迁》和《孔羡》等都在眼界之内，自出机杼，铺毫直行，裹锋而出，不拘泥于摹刻碑版而结字遒劲，用笔爽利，通篇气势开张，豪迈洒脱，自立门户，别开生面，树一代新风，“透过刀锋看笔锋”，改变了长期以来积弱成糜之风和拘泥于班驳风化侵蚀而故作的弊病，把握了汉碑的高古神韵，在具备雄姿英发的同时，更加豪放自然洒脱，卓然大家。邓石如的用笔方法为赵之谦所沿袭，所作篆隶皆有此特征。实质上，邓石如楷书在清代书坛也无独有偶，不让前贤。当然，在他本人自述文字都不见相关阐释，或许这是清代重视篆隶的缘故，其楷书成功有类似米芾“集古字”的经历，于其渊源不得而知。但观其所作，自然源于碑学一路，没有唐楷习气，笔画饱满，斩钉截铁，方折棱蹭，结字古朴，类似《张黑女》，但温润之气稍少。
$ W4 I2 Y3 Q; H$ p! H邓石如作为一介布衣，以自身的勤奋和才情走入一代大师的境界，这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深入古人，但又不囿于前贤。游食四方、藤杖芒鞋的生活，使他不拘泥于某种郁乎乎文哉的习气所缚，绝无酸腐气，寄情翰墨，展露放浪山林，落拓不羁的人生境况。书法从魏晋以来为文人士大夫所专宠，唐代官僚虽不是诗学大儒，但在儒家修身养性的熏陶下，将“立德、立言、立功”作为立身之本，书法自然必不可少。宋代士大夫以博学为荣，从宋太祖视文人为刍狗观念的转变，介入书法，由此变成了自适心意的手段，在邓石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境界已经和这样的风格特征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更体现出庶民气质，作为碑学大师，以此作为毕生追求，确实名至实归。
（三）理论先驱——包世臣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和安吴等，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年举人，应试不第，晚年客居金陵，充当幕僚。据史书记载，包世臣“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专喜言兵”，又“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邀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
包世臣书法以苏轼为宗，旁及《兰亭》，后与邓石如相识于维扬一代，服膺邓氏，遂改弦易帜，专攻北碑豪放一路，对邓石如极为推崇。笔者认为，在研究邓包师生二人时，可以将二人看成一个整体，邓石如的实践和包世臣理论不可分割。就其书法实践和理论而言，包世臣虽宏论喧天，书法却未有大成，相形见拙，一生临习深勤，却有功力不逮之嫌。他对孙过庭《书谱》很是倾注心力，有多种临本名世，受其影响，于执笔运毫之法多有创作，观其所作，多用侧锋，但过于追求藏逆之形，故多有拘谨、松散虚浮之弊病。因而关注包世臣，主要是针对他在碑学理论方面的建树。
包世臣将自己理论辑成《艺舟双辑》，比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更为完善深入，后启骧骏，导致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的出炉，为碑学理论的空前发展推波助澜起到了关键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包世臣作为一代巨  ，完善了碑学理论体系，一生勤黾有余，虽力主碑学，但不废帖学，这是他个人的包容量所在。在其书学理论当中，首推笔法，认为这是学书的重中之重。对执笔、运笔之法，力求做到精到。因其学识广博，推而广之，陈述了碑学的渊源。“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底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提出“铺毫”、“逆藏”“中实”等主张，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应用。最终他的理论为康有为所发挥，实际上由于康有为的极端而造成偏激，将帖学置于一端，遗有诸多恶习。
姚配中（1792-1844），字仲虞，安徽旌德人，包世臣学生，但因去世比包世臣早，故影响小的多。一生推崇包世臣书论。认为其理论是“换骨金丹，服半剂便成地仙者”，言下之意，信服包氏理论，必定能和杨风子得《兰亭》笔法一样，流为一脉，提出“转换心如旋，骏发势每颇。摄水墨珍溢，开锋毫不裹。”对包世臣的一些观点进行创造性发挥，发展了包世臣的书学理论。
# q/ r8 f+ ]9 N6 l8 J（四）晚清两大家——胡澍、黄士陵
& S" ^5 S% }5 J' N8 a9 {* P' r4 }胡澍（1825-1872），字荄甫，一字甘甫，号石生，安徽绩溪人。咸丰九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精通音律训诂，和赵之谦最为交好，赵平生极少为他人作印，但对胡澍则另当别论，为其镌印多方，见证了两人之间的情谊。胡澍书法虽取法完白山人，但受无闷影响更大，在篆书中渗入隶法，风格极似赵之谦。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亦称穆甫，号倦叟、黟山病叟，别号黟山人，安徽黟县人。一生从未参加科举，入吴大澄幕僚，在书画印三方面都有独特建树，尤其是篆刻对当代印坛影响巨大。篆书和楷书风格独特。篆书字形结构介于小篆和金文之间，严谨整饬，方圆并举，用笔斩钉截铁。和一般人追求颤抖和枯涩追求古拙不同，篆书和篆刻都是以洁静取胜，具有光洁爽利、大巧若拙的风格，在清代书坛独树一帜。实质上，这是邓石如后篆书发展的两脉之一，一是吴熙载、赵之谦和徐三庚，装饰化日益增多，另一是杨沂孙、吴大澄和黄士陵，向质朴方向发展。
三、民国书坛——众星云集
3 j$ w: N9 [1 x; b3 _" d历史发展到民国。自1840年以后，中国象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国家的命运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命运。书法艺术一直延续着清代余波。民国时期，安徽书坛出现了许多为后世景仰的书法大师。如果说，在清代而言，安徽书法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而在民国，书法的实用性逐渐消退，但却又不能完全摆脱实用性，从实用向纯粹的艺术形式过渡，因而可以看出，民国作为新旧时代的分水岭，出现了很多的独特现象，书家主体从以文人为主而转向大众化，按照社会阶层来划分书家进行分析更客观一些。但需要指出的是，专业书家和学者文人书家之间的分野未必就是如此明确，不可过于细作，陈独秀和台静农的艺术水平丝毫不逊色于专业书家，相比较而言，政治人物书家的创作离专业更远一些，只是“余事”。
; U+ l3 q% [9 w: z8 o! }$ n（一）职业书家
黄宾虹（1864-1955），字朴存，号宾虹、虹庐、豫向和黄山山中人等，安徽歙县人。历任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美院教授，着有《古画微》、《书学通论》、《金石书画编》等。黄氏擅山水，致力糅合摹古与写生，画风尚苍润，历经变革，自成面目。晚年尤精墨法，焦墨中兼施重彩，益见浑厚华滋，偶作花鸟草虫，率意自然。黄宾虹在绘画史上的成就堪称一代宗师是个无待多言的事实，其篆刻为画名所掩，虽不多作，但执意淳古，刀笔冷竣。就书法而言，金文创作冷竣高古，火气褪尽，从根本上说来，这是学识和修养的问题。但笔者最为推崇的乃黄宾虹的行书，创作已臻化境，返朴归真，枯淡浓湿，任其晕化，自然天成，或是长幅大论，或是三两句题跋等，皆极见性情。
6 X. R9 g: S, T* m" @6 \6 v: q潘伯鹰（1899-1966），原名式，字伯鹰，以字行，号凫公和有髯翁，别署孤云，安徽怀宁人。早年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国共和谈时，曾担任国方代表章士钊的秘书，“书记翩翩潘伯鹰”赞语流传甚广。工诗文，精多体书法，主张正草并近，碑帖兼学，行草转益多师，师法智永取其朴茂而避其平实；师法河南取其绰约而舍其妩媚；师法松雪得其平实而弃之刻板，最终形成以拙为巧、雄健朴茂的风格，自成一家，有六朝风韵，著有《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和《玄隐庐诗》等。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潘伯鹰一生受沈尹默影响最大，他比沈尹默小16岁，二人相交，情在师友之间。沈尹默以为褚遂良是唐代一位推陈出新、承上启下的书家，所以在褚字上下过很深的功夫。潘伯鹰后来也专攻褚字，并且较沈尹默更为洒脱劲健。当今上海书坛，仍可明显看到二位先生的影响所在。
: g$ ^( i1 Z, h0 D- h童雪鸿（1909-1966），字万厂，别署印隐等，精通书画印，篆刻风格温润端庄，平中见奇。童雪鸿是民国时期安徽书坛少有的全才，只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童雪鸿书法受教于马公愚，亦曾请益于沈尹默，由北碑入手，致力《张猛龙碑》和《爨龙颜碑》。他所走的是碑帖相熔的路子，欹侧取势，字字生奇，有若惊鸿，却无狂怪刻意弄姿之举。隶书以《礼器》为宗，融《张迁》和《乙瑛》，注重华饰之美，融入行书笔意，字若飞动，兼用篆意而作，故多含蓄之美。篆书有多种形式，字形有取隶势的，也有吴让之风格一路的，但改变了均匀用笔的习惯，强化笔意，其中扁方取隶势者和篆刻风格接近。童雪鸿所作甲骨文，用笔劲健，结字古朴生动，金石气跃然纸上，摆脱了用小篆笔法作甲骨的不足，面目很新。
（二）文人、学者书家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创始人，担任总书记，著有《字义类例》和《独秀文存》等。陈独秀作为政治人物来说，是缺少雄才大略的，说到底，陈不过一介书生耳，因而将陈独秀归结在文人学者书家类中更妥当一些，书法对他来说，不过是“余事”，但他和民国众多的学者书家一样，无意为书家，却冠冕一代，书法存杨凝式笔意，若天马行空，桀骜不驯，并且他还影响了周围的一大批人，最典型的就是沈尹默和他的学生台静农，他对沈氏的当头棒喝成就了一代宗师。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后以字行，安徽绩溪人。民国27年后，历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顾问和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著有《中国哲学史纲》和《胡适文存》等。五四时期，胡适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皆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书法随意挥洒，清俊飞动，飘然思不群。
! t+ a2 S8 L7 V& K& h7 I) P台静农（1901-1990），原名台传严，字伯简，晚号静者，笔名青曲、青辰、孔嘉等，安徽霍丘人。1930年秋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曾任职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是鲁迅指导下的未名四骁将之一。书法得倪元璐、黄道周神髓，刚健劲利、雄强飞动、凛峻峭拔、意态高绝，到了后期，可能是遥思故乡的原因，作品更弥漫着一股郁勃之气。台静农在民国书坛属于学术上的先锋人物，得益于自身深厚的文化修养。书法不作怒张异态，但字字飞动。当代书坛泰斗启功对其推崇备至。启功谓之“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浩浩荡荡”。他的作品境界高乃学识精深所致。观其所作，虽着意明清，但受米元章和黄庭坚影响亦很深。用笔爽利之处似米元章，而疏密转折处的振颤之笔又有黄山谷的影子。学古不囿前贤，取法正统而不追求怪异，无刻意表现的心态，这是台静农书法的最成功之处。
. O  j7 J( c* J  H; F& E（三）政治人物书家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近代爱国将领，安徽巢县人。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投身兵营。十一岁时，他即在清朝军队挂上名，武昌起义爆发，冯玉祥举兵响应，后移居泰山，读书习字，借以发泄胸中积愤。书法苍劲雄浑，得苍老之趣。
4 ~# g: L0 V! {0 p  i龚心钊（生卒年不详），安徽合肥人。光绪21年进士，历任驻日、英公使随员，晚年居北京。书法由苏轼上溯北碑，古拙遒逸。龚氏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大家。
吴芝瑛（1868-1934），字紫英，别号万柳夫人，安徽桐城人。吴芝瑛自幼聪慧异常，秉承家学，堂叔吴汝纶系清末桐城派文学家，博览群书，尤嗜唐宋诸大家诗文和各家法帖，虽严寒酷暑未尝释卷。书法以苏字为底质，飘洒秀逸，早年在家乡即有“诗、文、书”三绝之誉，著有《帆影楼记事》和《剪松留影集》。光绪二十九年，她在京结识秋瑾，结为金兰之交。秋瑾就义后，她不顾个人安危，愤而作《秋女士传》，并撰述《记秋女士遗事》，葬秋瑾于杭州，亲书墓表，勒石竖碑，豪气干宵，不让须眉，有大丈夫气。
纵览清代和民国两朝，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近代社会的转折期，新旧格局的交替变化对书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安徽这片热土上，书法发展理论和实践双峰并峙，有书法篆刻并举的大师，也有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全才，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安徽书法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