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赉佑///宋代帖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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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帖学之研究
　　　　　　　　　　　　　　 水赉佑
0 {, F$ d+ B/ C. P: s　　一部书法史，从某种角度讲，实际上是碑学史、帖学史、书家史的综合。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碑学及书家的研究较多，而对帖学之研究甚少。古人云：汉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乾隆帝云：“帖必以赵宋为犹近，而宋帖必以淳化为最美。”为此，我想就宋代的帖学，作一探索，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刻帖之风起源于唐、五代
: O0 ?) `+ r: m$ M8 V　　帖源于碑。书史记载，拓墨术大约是在南北朝时发明，《隋书·经籍志》已记载了隋朝宫廷中藏有汉魏石经拓本之事。到初唐时，拓墨之风渐盛，刻帖也就开始。特别是唐太宗喜爱王羲之的书迹，于是自弘文馆刻《十七帖》始，到获得《兰亭序》真迹，命书家赵模、冯承素、汤普彻、欧阳询等人摹石刻石，均已改变了自晋以来所采用的，用硬黄双钩的办法来保存、传布名家书迹。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刻成后，“文武三品以上上表乞模打，许之。”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温泉铭》拓本，是被剪装成卷子，纸卷上有“永徽四年(653)八月五日围谷府果毅儿”墨书款一行，说明它是初唐之物，可谓现存最早的拓本之一。杜甫曾有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韩愈的《石鼓歌》中，也述：“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这些都是有关刻帖拓本的记录。但丛帖(或称汇帖、套帖)的开创，应属南唐。南唐李后主在艺术上是位多面手，熟读书作文，工书画，知音律，而且酷爱收藏。他继承了大唐内府的书画名迹，在保大七年(949)，“命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这就是前人所称的《保大帖》。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辑录宋徽宗时代刘 的《暇日记》，也述：“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又，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四，转引褚伯秀云：“江南李后主常诏徐铉，以所藏前代墨迹、古今法帖入石，名曰《 元帖》。”《保大》、《 元》两帖虽向无传本，后人对两帖是否存有也历来有争议，但我认为至少史籍中已有所记载，可惜不知帖的内容，现姑且当他存有。至于南唐时私帖的刻拓情况，史籍中的记载较多。宋米芾《书史》中提到“江南十八家帖”，宋王应麟《玉海》述到太平兴国三年，“ 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又《古今图书集成》所引《闻见录》中也讲到“《墓田帖》，王羲之临钟繇书，南唐墨宝藏石”之事。这些都是南唐官私摹勒刻帖之举较唐有所发展的有力佐证。逮宋，因宋太宗之提倡，刻帖之风至南渡后不衰，可谓南唐开之于先，宋代继之于后。
/ v, ~* S% y1 g7 T+ f2 f" T二、宋代刻帖之风盛行及形成帖学的原因
帖学是在宋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兴起、发展的，其原因有七：
8 K# T6 A; g  i: j- i  T1.政治基础：王室的爱好倡导。
" ]& C; i' r$ s+ V$ V0 ]6 K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实行重文轻武国策，促使经济繁荣，从而掀起文化事业的高潮。宋太祖采取设立专门的文化机构，尊师重道，优礼儒士，倡导读书之风，改革科举制度，网罗人才，选拔俊彦等一系列比较开明的右文政策，从而使宋代文化事业从五代战后的创伤中逐渐复苏。其时文化特点：社会文化素质较前代为高，知识受到尊重，先秦儒家的积极淑世精神得到发扬，学术风气空前浓厚，学风丕变促使理学的产生，商品经济在文化领域中产生重大影响等，加上宋朝诸帝不仅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尊重知识人才，而且都喜欢书法，他们相继多方 集收藏前人墨迹，大量刻帖，对繁荣宋代书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宋太宗，他勤奋读书，酷爱书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书学：一是征求书法人才，“始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者，评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为翰林侍书。”“太平兴国中，选善书者七人补翰林待诏。”二是建造秘阁，供藏前代墨迹。“端拱元年初置秘阁”，“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八月，内出古画墨迹百一十四轴，藏之阁上。有唐太宗、明皇，晋王羲之、献之、庾亮，梁萧子云，唐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三是派官寻访搜集前人墨迹，“太平兴国二年十月，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于是荆湖献张芝草书，潭州献唐明皇所书道林寺王乔观碑，袁州献宋之问书龙鸣寺碑。三年九月辛亥， 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六年十二月丁丑，又诏访钟繇墨迹。七年正月己未，钱惟治以钟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迹七轴为献。八年二月丁酉，钱昱献钟王墨迹八轴。十月己丑，越州献羲之石砚，雍熙二年三月丙寅，潘昭庆献虞、褚、欧阳墨迹三本。”四是命徐铉、句中正刊定《说文》，以正天下字学。五是拓制古迹，命王著编纂摹刻《淳化阁帖》，开创了中国书法史的新创举，即帖学之始。
2.社会基础：文人书家的广泛出现。
4 u. f, G( W# \/ O5 L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宋代文化的代表阶层，也是宋代书法繁荣的社会基础。由于宋太宗尊用文臣，给予文人以优厚的待遇，政治上提高士大夫的地位，所以宋代大量知识分子入仕后，俸禄丰厚。他们凭着有地位、有金钱、有闲暇的条件，从事各种文化活动，著书立说，吟诗填词，鉴赏书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王室推重摹刻前人墨迹的影响下，一些具有较高学识修养，有着一定艺术造诣的士大夫们，也把摹刻收藏碑帖作为生活闲暇的一种爱好，一种享受。如黄庭坚的朋友翟公巽，所藏古刻甚富，有《瘗鹤铭》、《黄庭经》、《乐毅论》、《遗教经》及颜鲁公的《蔡明远帖》、《东方曼倩画赞》等。另一朋友安汾叟，单藏颜鲁公书就有数卷，被黄庭坚称：“安民藏古书于今为第一。”又如苏轼自云：“性好异书古文石刻。”赵明诚亦云：“迩有刘季孙景文者，知名士，与余先公有旧，家藏金石刻千余卷。”这批书家、收藏家，往往又是文学家、史学家、画家，他们使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既研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考证作品的文字内容，把学术研究与艺术赏鉴相结合。加上儒学、道学和佛学思想的广为传播，使得文人士大夫的人本主义个性和才情，借助书法艺术的载体得以淋漓的抒发和渲染。这些都大大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天圣、景礻右 以来，天下之士悉于书学者稍复兴起。”
3.书学基础：笔法的中断。
我国的书法艺术，长期以来主要靠笔法授传，结果从汉末、魏晋一直到唐五代，无论杜度、崔瑗、张芝的草书系统，抑或蔡邕、钟繇的隶书系统，还是“二王”、张旭的系统，书艺笔法一直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授传，有父传子，舅传甥，师传徒，外人要想得到书艺笔法的真髓，几乎不可能。宋董 云：“昔蔡邕受法于神人，传于崔瑗，瑗传之文姬，文姬传之卫夫人，夫人传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师授，逮于张旭其书分故。蔡有邻法为篆，惟颜清臣、徐季海守旧法，而真行尽合于古之作者，至韦玩、崔邈，授其法而绝矣。考其源流，正如禅家宗风相承，各有主也。”但这种狭隘的笔法授传方法，经过五代的战乱，到了宋代濒临中断。宋苏轼云：“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宋王旦云：“五代以来笔札无体，钟、王之法几乎绝矣。”宋朱长文云：“下至五代，天下罹金革之忧，不遑笔札。……盖经五季之溃乱，而师法罕传，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虽志于书者，既无所宗，则复中止，是以然也。”连大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近世士大夫罕得古法。”因此，到了宋代，人们要学书法，只能拜帖为师，临帖学字，靠自己的摸索以师承前人笔法。这样，唐时以求笔法为重点，转到宋后，就以临帖为要务。于是临帖、刻帖以求师法者日盛，现实的需要，无疑是帖学兴起的重要条件。
" w& p& X0 P! D/ |/ k. d8 A4.史学基础：金石学之兴起。
# S, V# u" r( G0 }2 C: T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是帖学之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宗为恢复被五代割据所破坏的礼制，重视并奖励经学，于是出现一批以证经补史为己任的金石学家。有以欧阳修、赵明诚为代表的著录派；以吕大临、王黼为代表的图绘器形、摹录款识派；以薛尚功、王俅为代表的录文派；以张木仑 、黄伯思为代表的考评派。这些金石学家广泛地收集，系统地研究，建立了金石学这一专门的学科。但金石连称，是金少石多，还是以碑刻为主。宋人收集鼎彝碑石拓本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用心之勤都是空前的。如欧阳修收集“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他所编纂《集古录》所收金石文字，“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其中唐人碑帖最多，占十之七八。同时，金石学家们又编纂了各种碑石目录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曾巩《金石录》五百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王厚之《复斋碑录》，任续《篆隶石刻谱》三十卷，叶梦得《金石类考》五十卷等。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宋代仅石刻著录方面的著作就达四十七种。
5 r+ q* l3 V! O# ]7 }! |' J4 t+ \0 Z' R金石学之盛，在拓本的搜集、传拓、著录、考订等方面，对帖学都有直接的影响，直接引发了宋代帖学的繁荣。
# S2 t) ^( `! b# w; r% o) x5.物质基础：纸、墨、雕版、拓墨业的发达。
7 s! Y3 Z1 L3 d) r$ a3 ?% g作为文化传播手段的造纸、雕版印刷业、制墨业的发达，尤其是刻石拓墨技术的显著提高，为帖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对拓碑刻帖之风的盛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W4 ~% J) F& E1 U4 |2 L+ S! d; F( \6.市场基础：帖的商品化。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书法艺术受到强烈的冲击，书法作品也逐渐商品化。事实上，碑帖的广泛流传也离不开市场。东京有“模刻御书字鬻卖者”。大相国寺就有碑帖买卖商店，“谭训云，尝于相国寺置得阁本法帖十卷，甚奇，毕文简公赐本也。”名人的墨迹及字帖，不仅在商店中出售，而且私人之间也盛行互相转让，或者以物易物。
0 z5 q' @) _8 g7.题名刻石之风盛行。
题名之风始于西汉而盛于宋。宋代的大臣、士大夫学者，都嗜好在游览所及，兴之所至，率意留题。他们在碑碣、摩崖或湖山佳处，题诗、题字，或题上姓名、籍贯、年月，或题为某事或与某一游。有的还即兴直接在石上书写。特别是一些书法名家的字，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他们不断进行摹拓并装裱成帖，以达到临摹欣赏之目的。如黄庭坚的《题大唐中兴颂后》、《题永州澹山岩诗》，蔡襄的《万安桥记》等，都成为后人学书的范本。这是单帖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刻石之风的盛行，又为丛帖提供大量的资料，有些丛帖的原始底本，本身就是从刻石中来。如《星凤楼帖》中的王献之书，很大部分是翻刻单炜的襄州刻石。
综上所述，宋代帖学的形成，系由多种因素聚合而成的，是宋代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商业、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
三、宋代帖学的概况及特点
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帖学，是宋代形成的。它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法帖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范本，进而从事书法创作；二是对法帖本身进行专门研究，包括版本传刻源流，作品真伪优劣的鉴定，书帖内容的释文考证等。前者表现为，一是单帖大量摹刻，如现存的宋拓本有王羲之《十七帖》、《圣教序》、《兰亭序》、《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智永《真草千字文》，颜真卿《争座位帖》等。二是对古代名碑大量再翻刻，如现存的宋拓古碑有汉《华山庙碑》，梁《瘗鹤铭》；吴《天发神谶碑》；唐李邕《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墓志铭》、柳公权《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等。三是丛帖的大量摹刻，据不完全的统计，单不同类型的丛帖就达57种，至于同类型的分支翻刻本，就更多了。如现存的宋拓本，有以皇帝年号取名的《淳化阁帖》、《大观帖》，有以刻者的处所取名的《绛帖》、《潭帖》、《汝帖》、《姑孰帖》、《凤墅帖》、《郁孤台帖》，有以斋堂名取名的《群玉堂帖》、《澄清堂帖》、《宝晋斋帖》等，种类繁多的法帖流行，使古今优秀书法作品得到空前普及，学书者以帖作为临书的范本，再进行书法创作，然后又把新创作出来的作品再刻成帖，供人临摹、鉴赏，真可谓是帖学书法的大普及。后者，表现为各种法帖专著大量出现。随着单帖、丛帖大量翻刻，人们开始对各类帖作进行研究，便产生了许多研究帖学的专著。《淳化阁帖》首次汇集了上古仓颉到唐代一百余位书家的419种帖，为书家和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淳化阁帖》中有许多草书不易为人们所识，元◆七年，刘次庄首先“复取帖中草书，世所病读者为释文十卷”。事后，陈与义又对刘次庄的《法帖释文》进一步作了校正。他仔细寻究释文，“其误者改之，阙者补之，亦有次庄妄以意释，臣疑之而不能晓其何字者，皆存之，不敢妄改。”从此之后，有关释《淳化阁帖》的专著便陆续问世，据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述，就有十数家。“吾乡姜尧章学书于单。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尝藏姜一帖，正与单论刘次庄辈十数家释帖非是。”加上王著在编纂中所出现种种谬误，进一步引起后人种种考辩。
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米芾、陈与义等书家文人墨客，他们对《阁帖》都有自己的看法与评论，写下了各种长短跋文，散见于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进而各种专著也陆续问世。根据南宋姜夔在嘉泰癸亥(1203)五月的记载，“世有《刘氏释文》二卷，山谷《跋法帖》一卷、《跋绛帖》一卷、《评潭帖》一卷，秦少游《官帖通解》六篇，米元章《官帖跋》一卷，黄长睿《刊误》十篇，陈去非《校字释文》一卷，俞子才《潭帖释文》一卷，秘阁有《法帖字证》二卷，北方有《绛帖字鉴》二卷。近日荣岂有《绛帖释文》一卷、《并说》一卷、《曾氏释文》一卷。”如果再按现存书目的记载，还有刘次庄《法帖释文》十卷，陈与义《法帖刊误》一卷，曹士冕《法帖谱系》二卷，曾宏父《石刻铺叙》、姜夔《绛帖平》六卷，桑世昌《兰亭考》十二卷，俞松《兰亭续考》二卷，吴帅卿《兰亭辩考》，许开《二王帖评释》三卷，施宿《大观法帖总释》二卷，单纬《绛帖辨证》，□□《法帖字证》十卷等。这些专著对宋代各种丛帖都进行较为全面的考证：有的是对某帖进行专题资料的汇集；有的是分述各法帖的源流；有的是对后人专著的阙失再次进行补充订正；有的是将宋代刻本汇帖成一谱，以见其源流，述其各帖摹刻始末，兼订异同工拙。这些帖学专著的出现，是宋代帖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反过来，它又推动了帖学的发展。
8 t2 D3 f1 ~) G8 F" s8 k(一)宋代刻帖的大概情况：
, x  k5 {; }- g# O宋代的刻帖，按刻帖者的性质分，有官刻、私刻。按帖学内容分，有单帖、丛帖。而丛帖又可分：历代综合帖、宋代综合帖、个人专帖三类。个人专帖又可分：帝王、大臣、文人士大夫。按书法字体分，还有钟鼎文帖。
(二)宋代刻帖特点：
宋代刻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刻帝王帖甚多。宋代皇帝均有一个爱好，喜欢赐字，常把自己所写的诗文，或应大臣要求所写的题额分赐大臣，以笼络人心。大臣们谢恩，往往把所赐之字刻石，然后再分赐众臣。其中宋太宗最为突出。如：淳化二年(991)十月，翰林学士苏易简上言，“愿以所赐诗刻石，帝为真，寄行三体书名一本，命待诏吴文赏摹勒石，以赐。易简仍以百本分赐近臣。”再如：“太宗御草《孝经》一卷，刻石在秘阁。赞后法帖十二卷，小字法帖一卷，古诗一卷，仿钟繇书一卷，草书笔法一卷，草书故事簇子七轴，草书杂时簇子十七轴，草书来力 字簇子一轴，草书急就草一卷，草书千字文一卷，颠草书一卷，八分书故事一卷，八分千字文一卷，飞白书簇子二轴，著飞白书杂诗二轴，飞白书大字簇子二轴，帝字一轴，佛字四体书一卷，五体书一卷，三般大字簇子一轴，已上刻石在御书院。”第二，刻帖人的普及。上到帝王大臣、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平民僧侣。如宋太宗刻《淳化阁帖》，宋徽宗刻《大观帖》，韩 胄刻《群玉堂帖》，曾宏父刻《凤墅帖》，汪应辰刻《东坡苏公帖》，陆游刻《荔枝帖》，僧希白刻《潭帖》。第三，刻帖原因众多，内容形式多样化。有的应别人请求或想把拓本馈赠亲朋好友而书之入石。如黄庭坚《题浯溪崖壁》是“书遗长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遗后人。”有的为了让大家欣赏而入石。周必大云：“予往在馆阁，凡古今法书尽见之。而鲁公祭濠州刺史文、怀素书皆在焉。尝以告少监刻为中兴法帖数十本，使学士大夫尽得寓目，亦一段奇事。”有的喜欢书写名家诗词，然后刻入石。“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有的喜欢把帖入石。苏轼云：“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米芾云：“柳公权《紫丝革及 》、《兰亭诗》二帖，待制王广渊摹石。”“关景辉家刻石子敬帖。”刻帖内容有除摹刻名家的题名、题额、题字，及诗、词、文、赋、信札、道经等外，还有把古器物铭文和碑刻拓本翻刻为帖。刻帖形式有：丛帖、专帖、单帖。第四，刻帖时间长，地域广泛。宋代三百年间，刻帖从未间断过，非常兴盛，几乎每个皇朝都有一批新帖出现，而摹刻之地分布在东西南北，尤以浙江、江西、河南、山西、湖南等省为多。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事业发达，人才辈出。如丛帖方面，浙江省有《博古堂帖》，江西省有《郁孤台帖》、《庐陵帖》、《帅司帖》、《凤墅帖》、《宝晋斋帖》、《星凤楼帖》，河南省有《淳化阁帖》、《大观帖》、《汝帖》，山西省有《绛帖》，湖南省有《潭帖》。（待续)

张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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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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