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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乃中,字汉宽,居室名无门限斋,男,汉族。1921年2月生于北京。幼承家学,楷、篆并习,稍长习录、行草书,并涉商周以下甲骨、金石、瓦甓、封泥等。1944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学术书法师事启功,后又得王福庵指点篆刻。书法以汉篆、隶书见长,所作端庄古雅,朴厚遒丽。作品入选“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和在台湾举办的“当代大陆书法精英展”、被收入毛主席纪念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南海、《日中友好自咏诗书交流展》作品集等。篆刻作品收入《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作品集》、《全国印社作品集》、《西泠印社社员百印集》等。曾赴新加坡交流书法艺术、两赴台湾讲学并举行个人书法篆刻展览,在台出版篆刻选集《刘乃中印存》,2000年由西泠印社出版了《刘乃中书法篆刻集》。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吉林省文史馆馆员、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本人传略收录于《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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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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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乃中(原写作刘乃中),男性,1921年2月1日生于北京。原籍天津市杨柳青镇,祖父刘学谦(字益斋)清光绪丙戌(光绪12年,1886)翰林,曾任清朝学台(乡试会试考官),道台、御史等官。在北京定居(我的籍贯以前曾写“天津”或“天津杨柳青”,以后为更切合实际,大约1950年左右,改写为“北京”)。祖父作官没有什么政绩,但在家乡颇知名。甚至家宅门前后的街道都被名为“翰林院前街”,“翰林院后街”。他去世较早(不到60岁),生前颇有书名,他的书法作品当时求的人颇多,至今北京、天津的书画市场上还偶能看到。父亲刘毓珙(字弼仁),毕业于清译学馆,曾在清外务部、民国外交部任主事等职。1931年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馆副总领事,1945年西藏“国民政府中央办事力”专员。直至1949年被西藏当局“驱逐出境”(被驱逐的是“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二伯父刘毓瑶(字贡扬),毕业于清京师大学堂。曾任民国时国务院等的一般职员。生平喜金石碑版之学,并擅书法,尤工篆书。当时他住北京南城,另一工篆书的徐世襄住北城;有“南刘北徐”之誉。(注:“北京”、“北平”屡次更名,为叙述方便,本文一律写“北京”)我曾在北京外交部部立小学校、市第五小学校、汇文第一小学校上小学。由汇文一小直接转入汇文中学到高中毕业,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44年在该校(本科)毕业,取得文学士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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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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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春(毕业前)即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兼任语文教员(当时因该校有数名地下***员被日宪逮捕,急需教师替补,我是大学教师推荐担任的)。1945年10月入***中宣部所属“中电三厂”文书干事,直至解放。解放后,“中电三厂”被接收改建为“北影”。1954年,“新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由“北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析出,我被转入“新影”,先后担任秘书科、福利科
长等职,直到1958年3月。其间,1950-1952年间,参加抗美援朝,在沈阳东北军区空军工程部任秘书室副主任,特种设备使用科长,1952年6月回“北影”。其间,1955年,“肃反”运动,我对“特嫌”受审(原因是“三厂”特务挟嫌诬告)七个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因“攻击”面广,“认罪”晚,受到较重的“六类”乙级(监督劳动)处分。1958年3月至1960年12月在北大荒劳动。1961年1月,分配到吉林市图书馆继续改造。在市图书馆先后担任中、外文期刊的管理借阅等工作,并协助古籍(文史)方面的咨询工作。1966-1976,******中参加“学习班”并做木工。1979年落实政策,摘掉“右派”的帽子。1980年进一步落实政策,改正了前定“右派”,撤销了处分,年底,被任命为吉林市图书馆副馆长。1989年12月,经组织批准离休,并核定参加革命日期为1945年10月,给予副厅局级待遇。我的职称是副研究馆员。落实政策后,我的各种社会兼职渐多,先后有:
1、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
2、吉林市图书馆学会副会长。
3、吉林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会长。
4、吉林市史学会副理事长。
5、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6、吉林市联合大学客座教授。
7、吉林林学院兼职教授。
8、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9、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10、吉林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11、吉林省、吉林市硬笔书法家协会顾问。
12、吉林市青少年书法家协会顾问。
13、吉林省文史馆馆员。
14、西泠印社社员
15、政协吉林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
16、政协吉林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17、吉林市海外联谊会理事
18、吉林市楹联艺术家协会顾问
19、吉林市老年书法家协会顾问
20、吉林市老干部大学书法教师
21、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22、世界美术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本部吉林省分会指导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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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关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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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自幼受到较好的文化熏陶,写字主要用毛笔,读文言书、作文言文是语文课的主要要求。这对我涵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环境中逐步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我父亲的同学钟凤年(字云父,古地理学家,对《水经注》的研究,穷尽了毕业精力,著述甚丰,解放后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我中学时期他寄住我家,受其熏陶至多。他的四哥钟鹏年(字震沧)是桐城派诗古文家。我自幼作文,皆经他批改。作诗撰联,皆蒙教益。表兄王庆谔(字越千)和他的老师柯昌泗(字谧斋,大学文史教授,也是金石碑版的收藏家。其父是《新元史》的作者、《清史稿》的总纂,与我祖父是“同年”。)在史学、金石文字、书画鉴定等方面都给予我以极大的教益。入大学后,名师甚多:史学家陈垣、文字学家沈兼士、目录学家余嘉锡、语言学家周祖谟……,当时是诗学教员而非名家的启功(字元白)先生,这时已经以书画知名艺坛。我与同学王
大安(字菊农、现名王静芝,为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教授)等是他家每周的座上客也是门下生,所受熏陶教益,影响终身。在启功先生门下,王大安与我是书画并学。这时二人也都自学刻印,在学习中,王更长于绘画,我更长于刻印。尤其是我拜识王福庵先生(全国最大最古老的印社——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已全国驰名,住在上海)后,二人便达成一项“协议”,俩人都攻书法,他兼
攻国画,我兼攻治印,直到今天。但是书、画、印,在我们都属于业余爱好,我们的专业还是读书。
但这时,对于我,在刻印上,已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基本上达到了专业水平,甚至可以超越某些知名印家了。有些客观因素使我长期没有在书、印方面进一步专业化。如所周知,解放初的几年内,专业书、画、印诸家处境相当困难,他们没有单位和固定职业,不在“包下来”的政策之内,而卖字画与篆刻已经很少有人问津。我在庆幸自己幸好没有专业化之余,也怀疑起书法尤其是篆刻在为工农兵服务中的可能性。大约是1952年,北京(也许是中央)的文艺组织发动了一次展览,其中有印章一项,我兴冲冲地拿出一批作品参展了。没想到遭到一些专业者们的攻讦:“刘乃中有工作有饭吃,干嘛到这儿跟我们抢饭!”对此,我只有退避三舍,把自己的爱好藏匿起来,一怕惹人嫉妒,二怕偏离了为工农兵的方向,受到指责。我在惶惑中探索、学习;而就连读些古书都被认为是对“改造”的消极抗拒的年代、处境里,只有“转入地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首先,1979年10月,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第二次科学讨论会”上,我发表了论文《试谈社会科学图书工作在为实现四化中的解放思想问题》(署名人有李素文、柴树人,执笔人是我),得到了荣誉奖。
上面提过的钟凤年先生,在北京寄给我一份稿件《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嘱我为其再核查复校并谋投稿事宜。我利用馆藏图书重点地复核,并全文为其重写(文笔陈旧,一般读者很难读下去),1979年5月30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上得到发表,署名为“钟凤年作、刘乃中参订,”其后还想合作写文章,终因在学术上意见相左而没有继续写成,现老人早已去世,遗作终于无人整理,颇为遗憾!作为吉林市史学会的副理事长,受该会委托,编辑该会会刊《史学简报》。自1980年3月至1984年5月,审定并修改稿件近百万字,前后出版了9期。我于1984年、1985年,曾应吉林师范学院之聘,为该学院中文系毕业班讲授“中国古典语文献学”课程。我接受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聘请参与校点了如下古籍:
1、吉林通志的《舆地》、《金石》、《志余》
2、永吉县志(全部)
3、东三省政略(卷六·民政)
4、松漠纪闻(点校标注之终审定稿)
5、启东录(点校)
6、成多禄集(点校标注之终审定稿)
7、雷溪草堂诗集(点校标注之终审定稿)
本人书法作品之入选者,主要有:
1、当代楹联墨迹选——湖南美术出版社(1982)
2、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全国书法篆刻作品集,福建美术出版社(1988.3)
3、北国书画展作品集——天津今晚报社(1987年)
4、吉林画报
5、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10月)该作品曾于1988年入
选台湾隔山画馆在台北、台中举办的“当代大陆书法精英展”
6、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作品集)——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1991.4)
7、毛主席纪念堂(1996.4)
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96.12)
9、中南海(画册)(1996.4)
10、市博物馆多件(已毁于火)
篆刻作品有:
1、全国首届篆刻艺术作品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8)
2、全国印社联展作品集——西泠印社(1990,1)
3、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西泠印社社员百印集(1997)
4、迎接澳门回归祖国——西泠印社社员百印集(1999)
5、中国书画报、书法报上刊登的作品不及细查
本人曾作为吉林省书法代表团主要成员,分赴:
1、四川省成都、重庆;贵州省贵阳交流书法(1986.4)
2、新加坡交流书法并为该国书法界讲学一次(1991.4)
本人曾两赴台湾交流书法、篆刻:
1、1992.12-1993.1,应台湾教师美术研究会邀请为该会讲学、交流书法与篆刻(台中),并在台北举行书法篆刻展,出版《刘乃中印存》。此外,为台北辅仁大学、夜大学、师范学校等讲学。
2、1995.8-10,应台湾辅仁大学邀请为王静芝八十寿辰提出论文并进行学术交流。我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汉印与隶变》。发表于《王静芝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并于1996年6月为台湾印学专业刊物《印林》转载于其第17卷2期。
本人于书画鉴定上有一定鉴别能力,1、发现并鉴定宋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真迹手卷。现该卷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经过如下:
在1982年吉林市史学会上,周克让老师(史学会员)告诉我,市五中的历史教师刘刚家中藏有一件古代名人手卷。正文是苏东坡写的,后面还有不少题跋。三年前有人看过说是假的。想请我看一下,我答应约日看看,并说也请金意庵老先生一同看看。这一年12月的一个下午,刘刚与周克让一同到我上班的图书馆馆长室,我展卷即惊喜地断定系苏东坡真迹,谁敢说这是假的!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金意庵也来到现场。当然,他也认定此物肯定是真迹。一致认为此宝不宜个人长期收存。我说北京历史博物馆专家史树青是我的同学(称他师弟),可介绍其鉴定并推荐给该馆收藏;金说他和省博物馆熟悉,可由他介绍。后决定先找省博,如省博不要,再由我推荐给北京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次年初,金邀请省博物馆负责领导等到吉林他家中与刘刚洽谈捐献等具体事宜,最后由该馆以19000元奖金方式收归馆藏——这一段过程我没有参加。关于此宝的发现者与发现经过,外界众说纷纭。由于争“发现权”是极其无聊的行为,过去我一直没有声辩,只有吉林省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馆研究》1984年1期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介绍文字,谈到了发现经过,可参看。2、约在1991年左右,市博物馆邀请我对其全部馆藏书画碑帖进行一次全面的鉴定:别真伪、定等级、写介绍。在这一年用了一个夏天,其全部馆藏都经我一一过眼,完成了典藏的全部手续(都是我目睹、口述,而是由该馆工作人员夏文兰等笔录、制卡、登帐的。可惜一场大火,这些不可复生的瑰宝,大约全成灰烬!言之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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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获得的各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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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协吉林市委员会颁发的“吉林市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及“双好委员”奖证书共八件
2、民盟“为四化建设服务‘三个一’活动积极分子”奖证书共七件
3、收藏证书(书法作品)
(1)毛主席纪念堂
(2)中南海
(3)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4)吉林省文史研究馆
(5)吉林市博物馆
(6)吉林省文物店
(7)长春市图书馆
4、指导(书法)奖
(1)吉林市初中书法竞赛指导奖
(2)全国少年儿童书画大赛第二届“双龙杯”优秀园丁奖
(3)全国少年儿童“金钥匙”书画大奖中,学生熊勇获一等奖,获荣誉证书。
(4)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优秀教师奖”
(5)其他各种荣誉证书、入展证书包括台湾、日本、韩国等的总共有数十件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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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的一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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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竞:幼时(12岁)就从我学书法、刻印。现为中国书协理事、吉林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2、段成桂:1964年开始从我学隶书和行楷。是我的启蒙弟子。现任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协副主席。
3、庞琦、郭松筠:夫妇从我学篆书、楷书、篆刻。庞琦学褚遂良并篆刻,郭松筠学小篆、隶书。二人均为中国书协会员。
4、鞠稚儒,从我学刻印、篆书、隶书、行楷和古汉语等。现在深圳从事篆刻、书法专业创作。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5、翟丰厚,从我学刻印及篆书,现在银河大厦工会工作。
6、杨开丽,从我学古代文献学等。现任市政协文教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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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我被收入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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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74页)
2、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61页)
3、中国印学年鉴(1988-199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