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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大师的期待与文化守望 # B( w9 p$ F* y2 Z8 s t, w* X
姜寿田
y( T& f' a3 C) y! b" j' M" T在人类文化艺术思想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具有原创力的时代,都是以大师的群体出现为标志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500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穆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汤一介《未名讲坛》序)“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L0 F% }) z& A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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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先知、大师的群体出现标志着人类思想文化艺术所达到的高度,并规定着时代的文化艺术标向和价值流程,同时以传统的方式对未来施加影响。思想文化史上的先知大师是如此,书史上的先知大师同样以其“轴心时代”的创造而开启童蒙,创基垂统。张芝、钟繇、王羲之三圣便皆以其对书史的创造性转换而成为彪秉书史的伟大书家,并成为书法传统的永恒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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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书史上,张芝、钟繇、王羲之开创了书法史的“轴心时代”的话,那么每一时代的书法高峰则都是以大师群的出现为标志的。汉代书法的辉煌除皇皇汉碑外,是因为拥有诸如张芝、崔瑗、崔寔、蔡邕、杜度、陈遵、刘德升、韦诞、邯郸淳、史游这样的一流大家;三国魏晋南北朝书法的臻达高峰,同样也是因为拥有像钟繇、卫瓘、陆机、卫铄、卫恒、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王洵、王僧虔、王慈、王志、羊欣、郑道昭、安道壹、崔悦、崔潜、卢谌、卢偃、卢邈、高遵这样的书圣大师;唐宋元明清概莫如此。试想唐宋元明清书法如无欧阳询、虞世南、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现当代书坛为书史贡献出了吴昌硕、康有为、沈尹默、毛泽东、谢无量、齐白石、于右任、沙孟海、王蘧常、林散之10位书法大师。20世纪书史因拥有了这些堪与比肩前代大家的书法大师而变得厚重、丰满,无愧于书史,从而为20世纪书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3 H- W8 K; D* q)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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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随着书法大师在20世纪末的相继零落,当代书坛进入无大师时代。说当代书坛无大师,并不是对当代书坛的有意降低、贬损,而毋宁说是道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大师的产生需经历一个长时段的酝酿过程,既如上述20世纪书法大师,他们皆出生于清末民初,其艺术发展成熟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砥砺陶养。他们中有的虽在生前已获时誉,如吴昌硕、于右任、齐白石,而有的则在身后其书艺才为世所重,如谢无量。至于盖棺论定,被举世公认为书法大师,则大多为身后事。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代书法大师,并不仅仅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书法家,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家、学者、诗人、画家,他们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功业和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及综合学养成就了他们的书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传统书家并无二致。因此,一代书法大师的产生,既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酝酿和个人成长发展过程,同时也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接受过程,也就是说,书法大师的产生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20世纪出现的书法大师,其影响几乎横亘整个20世纪,而20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运动过程中崛起的一代书家,还在前代书家的巨大影响笼罩之下,因而,进入21世纪,虽然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中青年书家已开始步入老年,但由于其创作正处在深化发展过程中,离历史定位还有一段距离。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大批中青年书家,由于年龄的关系,其书法创作离历史定位的时间还更为遥远。1 F2 J! y! P y, p! V# k 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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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书法,是当代书法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复兴走向全面超越发展的历史时期。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的书法复兴运动,进入21世纪的当代书法已弥合了书法传统的断裂、失序,并以其体制化而进入当代主流文化,成为当代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书法在当代获得的愈益普泛化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提高和扩大了书法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声誉,从而书法已成为整合传统与当代文化的重要审美——文化资源。同时,当代书法的复兴运动,也以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书法沉沦历史的改写,而成为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并昭示出当代书法的历史意义。; s9 ?9 L- B& i6 u%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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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相信,当代书法是书史上少有的几个书法大普及的书法时代之一,它在整体上所达到的高度也足以让后世铭记。由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为20世纪书史贡献出10位书法大师的当代书坛,在进入21世纪,同样也会继续有书法大师出现。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当然,大师不是呼唤出来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大师是特定文化情势、境遇的产物,是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共生结果。正如豪塞尔在《艺术史的哲学》中所说:“历史中的一切传统是个人的成就,而个人总会发现他们是处于某种确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境况之中,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他们天赋才能和所处境况两者共同的结果。”马克思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可见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5 j3 h# _1 B5 d; A! c' X: i( Y
$ K5 B& {* b/ {# e4 L7 n因而,抱着客观的历史态度,我们无法对当代书法持悲观的论调,认为当代书坛不可能再出现大师。如果我们不是对当代书法予以个人化的命名,而是将大师的出现视为对当代书法整体的历史期许,那么,我们就不会放弃对当代书法大师的期待。但是,毋庸置疑,有关大师的话题是一个充满陷阱的论域,也就是说,大师问题是一个无法纯粹理论化,因之也无法讨论的问题——大师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如果说未来的大师是在我们所见的范围内的话,那么,它也只是一颗种子——一颗或萌芽生长或夭折毁灭的种子——既不能捧杀也不能棒杀。象鲁讯先生说的那样,要想天才产生,首先要有适合天才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又说,既使是天才,婴儿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是一首好诗。鲁讯论天才的话,同样适合于论大师,而理解了鲁讯先生的话,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很多有关大师的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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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F+ D* g6 c3 h. F9 P因而,这就逼迫我们在进入这个论域时,要小心为之,谨慎对待。事实上,也应该要求这样。大师是一个神圣庄严,甚至带有一种宗教感的称谓,每一时代文化思想艺术领域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并不多,因而大师不能假想,也不能滥封。在很多情形下,大师并不停留在称谓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个人智慧和创造性践履上,也就是说大师之谓是与人的生命境界和卓越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师不是专家之谓,而是充溢着人性、道德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师的价值追寻已超出狭隘的专业范围而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义,因而大师便意谓着抛弃个人鸡虫得失,而拥有文化关怀,道德关怀及家国情结。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讯、郭沫若、茅盾、巴金是如此,作为绘画大师的徐悲鸿、潘天寿、林凤眠也是如此,他们莫不在民族危亡,风雨如晦的时代,以如椽巨笔,为中华民族哭与呼。我想,书法大师也不例外,康有为在碑学中寓变法理想,弘一法师以书法融佛法,念佛不忘救国,以出世的态度做着入世的事业,此皆可视为文化挡当、家国担当之圣贤理想矣。黄庭坚在《论书》中曾说:“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无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此语洵可为书法大师下一醒世的注脚。9 r& a' C, o) ^3 D& u3 `3 X3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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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将是继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崛起,融入全球化格局之后、文化也将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相对于前者,文化复兴对于21世纪的中国更具有历史超越意义。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书法无疑也构成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而推进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便要求在文化思想艺术领域涌现一大批各领风骚的大师级人物,对书法领域而言也同样如此。这便对走向21世纪的当代书法提示出极高的历史要求。% V3 p) x7 H& S/ K4 ?" 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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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大半个多世纪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意识形态垄断所导致的传统断裂、文化失序,造成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危机和信仰危机,这种危机在西方文化强势话语挑战下,显得尤为严峻,而由主义杂沓淆乱所导致的文化意图谬误,使当代中国文化处于错综复杂的情势之中。“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他们的历史使命,并且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处理完成各自的历史任务。然而没有任何时代的文化像当今中国这样面目不清。在表象与内涵之间,在动机与效果之间,在目的与结果之间——都发生多重变异。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被多重历史力量所支配,他们不得不处在一种移位的状态中。”(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5 d) E) j8 f/ Y! P
& r. V4 K0 n( V6 j虽然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地图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便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重新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并在中西双重视域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使中国传统文化灵根再植,这无疑是21世纪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所共同面临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践履中国文化伟大复兴这一目标,要求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发言,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立定精神,将中国文化置升到与西方文化对等交流的平台,并以中国文化本土精神予西人以世纪启示。返观20世纪文化思想艺术领域中的一代大师,他们在启蒙与救亡的民族危机中,皆抱有坚定的民族文化立场和家国情结,同时又具有兼融西方文化的恢宏气度。非凡的创造力和超越的文化意识是他们能够成为一代大师的内在文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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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9 M7 D# }, c. p6 {: u+ ?从文化层面观省当代书法,可以看到,当代书法的大众化价值取向,虽然从普泛意义上,将传统书法推至一个可供发展的历史象限,但其非文人化、非精英化的叙事策略,却造成当代书法的平面化、单维化和无意义生产。书法远离了心性化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关怀,而成为工具论的东西,并由此导致书家主体对文化的间离和隔膜,于是一个悖论产生了,在一个最需要文化支撑和证明的领域,文化却被放逐而变得无足轻重。书家的文人化身份遭到颠覆,书法沦为一门技艺,而从传统文化结构中被剥离出去——书法家不再是文人,不仅如此,书法的文人化在当代还遭到空前尖锐的质疑——写字的好坏与文化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从一般意义层面来辨析回答这种论调了。它在预示着一种现代个体文化反叛的同时,也昭示出一种文化失序和文化断裂,这无疑是20世纪初期以来不断持续加剧的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潮的直接后果。它的结果无疑是严重的,而这种危机性后果也已经在当代书法中愈益强烈地表现出来。8 L$ [ m- v' F1 h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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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趋严重的书法文化危机,使任何一个对中国书法怀有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的书家都不能不对当代的生存状态予以深刻反思,这成为他们重建书法价值信仰的一个观念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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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21世纪的书法大师只能从文化的内在超越中诞生,只能从具有更高民族文化情怀、更高道德文化意识,同时具有更宽广的中西文化视野的书家中产生。而那些懵懂于传统与现代,斤斤于笔墨的书家只能成为书法史上的庸人和匆匆过客,因为,真正的书法大师是用精神照亮人的审美世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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