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史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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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晨碑》的历史情况介绍：
    《史晨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碑分两面刻。前碑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铬》，也称《鲁相史晨孔庙碑》，《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通常称《史晨前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刻。据清王昶《金石萃编》记：“碑高七尺，广三尺四寸。”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后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刻，高广尺寸同前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后碑书风一致，当为一人手书。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世见最早榻本为明榻本，“秋”字完好。北京图书馆藏明榻本。《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收入。
二、历代书法理论家对《史晨碑》的论述要录：
    清万经《分隶偶存》：“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勒》之右”。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最佳者也。”
   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书法则肃括宏浑，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虚和则有《乙雅》、《史晨》。”
   杨守敬《平碑记》：“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比种是也。”
三、《史晨碑》的艺术价值及学习目的：
    庄严肃穆的曲阜孔庙，是集中反映了孔子儒家学说思想在汉文化中占正确统地位的场所。而长期受孔子儒家美学思想支配的汉代，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便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审美准则，它要求一切艺术美的形式都必须在不偏不倚，不激不厉的和谐统一中去追求；要求艺术的情感必须在一种非常理性、非常节制而又能被社会和统治阶级所普遍
接受的情感中去表现。因此，在这种“准则”的直接影响下，使汉代书法艺术越加趋向于规矩和法度中去发展。    ．
   在汉隶碑刻中，《史晨碑》无疑是非常遵循这一“准则”的典型，而作为东汉后期的产物，《史晨碑》显然又是东汉隶书走向规范，定型后的代表。它结字平正秀润，修饬紧密，法度森严。线条中锋圆融，提按分明，劲健遒逸：点划疏密匀称，顾盼有情；整体章法次序井然，步伍整齐，和谐统一，给人以一丝不苟、端庄典雅的美感。所以它“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的作品风貌极适合于置身在曲阜孔庙这种庄严的地方。
   由于过分拘泥于法度和规矩，以及再加上受到庄严场所的限制，使《史晨碑》的艺术个性较弱；其神韵和情趣也没有稍前的《石门颂》和同时代的《衡方碑》那样来得纵横恣肆，古拙自然。不过，清代人却对它非常地拔高。如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就有“汉石之最佳者也”的说法；而今人正相反，更偏重于《石门颂》、《衡方碑》等这类个性极强的碑刻。此种极差当然是历史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必然性所致的结果，但不管如何，作为“百世楷模”的《史晨碑》，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是深入汉隶堂奥的最佳范本。至少它有规律可循，形式上也较为工整。假如初学者直接从汉隶中风格较强、难度极大的碑刻上去着手，就有可能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更何况东汉隶书“一碑—奇，莫有同者”，初学者可以从工稳到强烈、简单到复杂的学习过程中去寻找跨度，获得经验。因此，要在“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何绍基跋语)的众多的东汉隶书面前做到触类旁通，游刃有余的话，那么由《史晨碑》着手的意义就十分显在，这就是我们学习《史晨碑》的目的。
    笔划间架一丝不苟的《史晨碑》，似乎就象一位办事认真严谨的长者，在忠实地完成着他最后的事业，而其中无可挑剔的手法，在微妙的变化中又是如此地庄重含蓄。显然，“严谨和含蓄”是《史晨碑》最显在的审美特征。看上去，它与《曹全碑》颇为相近，但究其实质，它的含蓄却是《曹全碑》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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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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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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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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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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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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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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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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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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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