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晴《小楷技法指南》

大蝌蚪

张即之（公元1186—1266），字温夫，号樗寮，安徽和州人，其书宗米芾，并上溯褚法，又汲取隋唐写经的笔意，自创一格，他的楷书清劲绝俗，俊健不凡，其发笔处喜露锋芒，笔方势圆，富有姿态。流传于世的墨迹，以中楷写经墓志居多，著名的有《华严经》残段，《金刚经》、《佛遗教经》、《楞严经》、《李伯嘉墓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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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起蒙古，忽必烈以武功一海内。元朝建国后，世祖颁行国字，设蒙古字学。但由于他统一中国后，不可能不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渐染华风，故元代诸帝亦能雅好翰墨。文宗时，天历初年置奎章阁，以柯九思为鉴书博士，专门鉴定内府所藏法书名画，于是书道一艺，于南宋中落之后，又悄然崛起。元代小楷，虽有康里巙巙、鲜于枢、钱良佑、杨维桢、倪瓒、张雨诸家，但整个书坛，几为赵孟頫一人所笼罩。从元朝的时代书风来看，元只是一个居上启下时代，并未能有新的突破，是一个复古时期，因此在艺术成就上远远不如唐宋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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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公元1254—1322），字子昂，吴兴人，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细性敏悟，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元史本传》中说：“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是一个难得的多面手，但他的主要成就仍在行书及楷书方面，特别是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他的小楷，根抵钟王，出入晋唐，于《黄庭》、《洛神赋十三行》用功尤深，凡临羲献诸帖，凡数百通，故极得二王笔意，用笔遒劲，结字妍媚，精劲温雅，流丽飞动。相传其作小楷，著纸如飞，下笔神速如风雨，能日书万字。正由于他写得太熟，太熟则无新意，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但他一生中，笃学不倦，功性俱备，用意楷法，穷极精密，亦足可为初学者指南。后人评论赵书，时有过激处，因其仕元，大节有亏，薄其人遂恶其书，致有骨气纤弱之贬，这种评论是失当的。试观赵孟頫《汲黯传》小楷墨迹，精谨遒劲，有初唐遗风，是初学小楷的极好范本。虽然赵孟頫一生追求晋人，终为时代所限，未能复得二王萧散雅逸之气，但他以其深厚的功力，纯熟的法度和敏悟的天资，在我国书史上，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地位。若学赵不当，徒取其妩媚，不求其骨力，则易入滑俗一路。学赵当先学晋唐人楷法，以骨力为尚，自然结字妥贴。梁巘《承晋斋积闻录》中说：“学董不及学赵有墙壁，盖赵谨于结构，而董多率意也。”今人学赵不当者，尽去其骨，殊不知赵字肉中带骨，其不可及处，正在以韵取胜，初学者当慧眼辨之。赵孟頫传世小楷甚多，著名的有《千字文》、《黄庭经》、《道德经》、《洛神赋》、《无逸》、《汲黯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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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良右（公元1278—1344），字翼之，苏州人，他是元代后期书家，楷法学赵，又参以古人笔意，自成一家之法，点画精密，姿态横生。元黄溍《日损斋稿》称其书曰：“古篆，隶，真、行、小草无不精绝。”钱良右的书法，因其传世墨迹甚少，故不为世人所重。近《书法丛刊》介绍了他写的《吴促仁与诸文士春游吴中唱和诗》小楷手卷，方得公诸于世，憾其风格乃为赵字所笼罩，翁方纲认为此卷极似赵吴兴，字里行间，乃隐约可见晋唐人笔意，传世墨迹还有《书吴永庵春游诗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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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公元1296—1370），字廉夫，会稽（今浙江）人，号铁崖，东维子，铁笛子，铁笛道人，抱遗老人，晚年自号老铁，他是元代能跳出赵氏藩篱，以自己独特艺术个性而创新意的书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行草，但小楷世不多见。1979年营口市文物收购站于民间中觅得他的《周上卿墓志铭》小楷真迹，此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这件存世的唯一小楷墨迹挺拔有力，清劲峻利，结构严谨，且善用方笔，与《道因法师碑》相似，并存六朝墓志之遗意，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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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崛起，驱逐蒙元，一统天下。在书法上，继宋元之余绪，追魏晋之遗风，三百年间，书家辈出，书风又为之一振。

      明代初期，书风纤弱，特别是沈度，以端楷书制诰，虽负时誉，但乏气韵，渐开馆阁之风。中期吴中三子，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始能上窥魏晋，各自标新立异，一洗明初糜弱之习。后期有张瑞图、董其昌、黄道周、王铎诸家以为后劲，形成了我国书法史上小楷的中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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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允明（公元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因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他早年从学于外祖父徐有贞及岳父李应桢，此二人俱善书法，入门既得高师指点，自然有咄咄逼人之势，加上他资质敏悟，才气横溢，中年以后，涉猎渐博，上自魏晋，下迄宋元，无不临写，积学既深，故晚年时，指与心合，腕与笔应，出入变化，令人不可端倪。《明史文苑传》载称：“其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书，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泉涌，尤工书法，名动海内。”他的小楷，出入魏晋，得其驯雅之态，圆润秀媚，清劲爽利，十分耐人寻味，正由于他临摹的法帖亦多，所以他的小楷面目神情也各不相同，留传下来的小楷墨迹有《黄庭经》等，明张凤翼评此帖曾谓：“京兆晚年所书小楷《黄庭经》，不必点画形似，枝指公独能于矩矱绳度中而具豪纵奔逸之气，如丰肌妃子，著霓裳羽衣，在翠盘中舞，而惊鸿游龙，徊翔自若，信是书家绝技也。”可见，此册当是他的精品。其他还有《越坛诸游序》、《汉樊毅修西岳庙记》、《江淮平乱诗什序》、《江赋》、《九歌》、《自书诗》、《宋儒六贤传志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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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公元1470—1559），名壁，字征明，以字行，更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曾授翰林待诏，故世又称文待诏，长洲人。他少年时拙于书，稍长即从学于李应桢，刻意临摹宋元诸家，既得笔法，又上溯晋唐诸家。小楷法《黄庭经》、《乐毅论》，学欧得其劲健，师法智永得其圆润，学东坡得其豪迈，学山谷得其疏放，晚年乃出入二王，形成了他挺健端秀，温纯精绝的书风。以小楷名动海内，犹能作蝇头细书，人以为仙。答人简札，稍不当意，必再三改之，人或劝之，则曰：“吾以此自娱，非为人也。”历代评认家对他的小楷甚为推崇，如明周之士评曰：“国朝书家，自京兆而后，当推征仲擅代，楷法出之右军，圆劲古淡，雅不落宋齐蹊迳，法韵两胜人也。”陈日斋《珊纲一隅》中亦评曰：“小楷书极不易工，晋惟右军父子，唐惟虞褚，钟绍京，宋代无人，元则赵松雪，俞紫芝，明则文衡山，薛明益，可称专门。”明谢在杭《五阳杂俎》中亦谓：“古无真正楷书，即钟王所传,《荐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意，洎自《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严谨，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征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一人也。”这些评价都是很高的，从文征明流传下来的许多小楷作品来看，的确是法度严谨，结字平正寓奇，富有姿态，显得清秀温雅，但和晋人相比，又觉其书法度有余，神化不足，而以功力见胜，历代评书，对他的小楷不足之处集中在起笔太尖这一方面，如王世贞《艺苑巵言》中说：“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明王世懋亦谓：“初名壁时，作小楷多偏锋，太露芒颖。”项穆《书法雅言》中亦谓：“征仲学比子昂，资甚不逮，笔气生尖，殊乏蕴致。”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发笔时兼用侧锋，微露芒角或尖锋入纸，顺势落笔，正是书写小楷的特点，锋芒外露则精神贯注，可以表现出一种阳刚的风神，归根到底，还要看其中段的收笔是否能将笔锋收归画中。王世贞《艺苑巵言》中说：“正锋偏锋这说，古本无之，近来专欲攻祝京兆，故借此为谈耳。苏黄全是偏锋，旭素时有一二笔，即右军行草中亦不能尽废，盖正以取劲，偏以取态，自不容已也，文待诏小楷时时出偏锋，固不特京兆，何损书法。”其实文的小楷善用侧锋正说明他灵活的一面。

      文征明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小楷作品，著名的有《书李冲元莲社十八贤图记》、《顾春潜传》、《太上老君常清静经》、《醉翁亭记》、《雪赋》、《月赋》、《离骚九歌》、《赤壁赋》、《杜诗》、《卢鸿草堂十志》等。其子文彭，亦善小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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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公元1490—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人。他是一位早卒而极富有才华的明代书家。他的小楷出入晋唐，主要得力于王献之和虞世南，并稍益己意，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婉丽犹逸，奕奕动人，结字疏朗，笔意外拓，姿态横出，又富有一种萧散自然的风韵。明何良俊《四友斋论书》中说：“衡山之后，书法当以雅宜为第一，盖其本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众人上。”传世小楷墨迹有《前后赤壁赋》、《滕王阁序》、《岳阳楼记》、《送李愿归盘谷》、《归去来辞》、《琵琶行》、《昼锦堂记》、《秋声赋》、《乐志论》、《醉翁亭记》、《马遗安七十寿记》、《送陈子龄会试诗》、《游包山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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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公元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松江华亭人。他是晚明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相传他十八岁从学于莫如忠，初学多宝塔，又改学虞世南，以后则上溯魏晋，出入唐宋诸名家，况其天资颖悟，笃学不倦，出仕后宦游南北，出入内廷，遍交名流，又精于识鉴，故能博览古今，朝夕观摩名人真迹，因此造就了他在书画上的成功，卓然成家，四方金石之刻，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他的小楷圆润得于虞世南，古淡得益于钟元常，清逸得力于《黄庭经》。在章法上，他又汲取了杨凝式《韭花帖》的布局之法，字距疏朗，行距清旷，从而形成了他萧散简远的独特风格。在用墨上，他又自创新意，以渴笔淡墨给人以一种清劲绝俗，平淡自然的艺术感受。

      他一生中推崇的是士气，即文人所追求的书卷之气，他还主张作书贵在熟中求生，并自诩自己的书法因生得秀色。他作书时，似不用力而皆着力，似不经意而皆著意，似不期工而皆精工，似不备法而皆具法，因此，他的书法能给人以一种淡雅简静的美感，在平淡中显示出他极大的功力，于自然中蕴含着他内涵的魅力，这是书法艺术中一种很高级的境界。明何三畏《云间志略》中说：“玄宰精诣八法，不择纸笔则书，书则如意，大都以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指腕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对于董其昌书法的评价，历史上亦褒贬不一。包世臣《艺舟双楫》评其书曰：“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淡，为书家中朴学，然能朴而不能茂，以中岁深襄阳跳荡之习，故行笔不免空怯，出笔时形偏竭也。”此评尚未中肯，至于康有为讥评他的书法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局促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则未免贬之太甚。其实，董其昌的书法代表了典型的南派书风，董一生中徘徊于晋唐宋元之间，对于秦汉篆隶及六朝碑版，几无涉略。因此，他的书法缺少一种苍劲雄强的朴茂之气，正如清末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中谓：“董文敏书学全是帖学，故书碑便见轻弱无骨干。”明代祝、文、董三人的小楷，以董蕴藉醇正，高出余子，但初学者不易得到董其昌的淡雅气息。梁巘<承晋斋积闻录》谓：“学董不及学赵有墙壁，盖赵谨于结构，而董多率意也。赵字实，董字虚。”董其昌的率意全从功力中来，深谨之至，愈老愈熟，乃造平淡，若初学便以率意为之，未有不滑入软俗一路。董其昌的书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笼罩了明末清初三百年的书坛。传世小楷墨迹有《乐志论》、《东方朔画像赞》、《三世诰命》、《乐毅论》、《朱泗夫妇墓志铭》、《月赋》、《五经一论》、《阴符经》、《松江府制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