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都讲孝道。儒家将孝视为“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墨家也不甘落后,提出“孝,利亲也。”又说,“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史、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道家虽然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却仍然提倡孝行,在《老子》第十九章中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纵横家也以孝道视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策·楚策三》载,苏秦对楚王说:“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甚至法家也认定孝在治国中极为重要,而声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孝子不非其亲”,“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可见,到秦统一以前,孝已成为当时诸家公认的一种道德观念。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点和文化心理,而历久常新地沉淀下来。
(摘自《孝经译注》)
[原文]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译文]
孔子说:“君子在家中侍奉父母能竭尽孝道,就能将对父母的孝心转移为侍奉国君的忠诚。君子在家对兄长能竭尽悌道,就能将对兄长的恭敬转移为对待天下年长者的和顺服从。君子在家能将复杂的家务管好,使家庭和睦,就能将治家的手段转移于官位,治理好一方。君子能在家庭中尽孝、行悌,治家做出成绩,就能在社会上建功立业,美好的声名永远传扬于后世。”
(摘自《孝经译注》)
孝敬父母是上合天理,下适人伦的大事,因为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的。父母为子女的生育付出了无私的代价,子女成长懂事后当然要回报父母。子女爱敬父母、侍奉父母、尽力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叫孝。孝是人的天性所决定的,是文明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存意识。所以《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摘自《中华孝文化拾遗》《前言》)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特有的精神,为世界三大重要意识形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无。自孔子倡导,曾子着力执行,孟子等后儒提倡与发展以来,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项道德规范。一部《孝经》把孝道提高到“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高度。有了孝,不但可以治天下、守宗庙、保爵位、“教民亲爱”;孝道还是“仁之本”,人人执行孝,便可防止犯上作乱,使社会安宁、天下太平。实际上孝道是产生于我国宗法制度下,维护小农经济的一种意识形态。由于它在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不少积极意义,时至今日仍有其应用的社会价值。
〔摘自《孝文化研究》《孝亲八方及其现实观》(骆承烈)〕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孝悌思想也由来已久。“孝”指的是善事父母,相传远古时舜帝就非常孝顺。在《尚书》、《诗经》、《论语》等典籍中,都有很多对于“孝”的宣扬。古代对孝极端重视,有“百行孝当先”的说法。“悌”指的是尊敬兄长,着眼于处理好同辈人之间的关系。在重伦理的古代社会,大力宣扬孝悌是很自然的事情。由孝悌观念出发,则又可以推及对国君的忠诚,因为国也不过是放大了的家。忠孝思想是稳定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也是美德产生的源泉,因此在古代人格思想中占据崇高地位。人格思想中的忠孝因素使我们的国度成为礼仪之邦……
〔摘自《孝文化研究》《论中华民族的人格思想》(马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