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 为民 崇德 尚艺--西部墨潮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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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怀疑过汉字的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开始至今，汉字书法和汉字本身，经过了许多浩劫和磨难，从“打倒方块字”，到人们以钢笔、圆珠笔替代毛笔书写，书法似乎走入困境。而今，就连钢笔、圆珠笔似乎也可以随手抛弃。但汉字和书法历劫不死，每次磨难，都重新崛起。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无疑上升到了中国汉字的生存状态，然而如我一样担忧汉字书法和汉字书写命运的中国人，对于汉字的生命力却从未表示过怀疑。我坚信未来的汉字书法和书写一定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也一定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汉字书法、书写的未来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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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足，知書趣。老百姓爲了吃好飯累死累活，哪有心思學藝。。。鍵盤文化不是敵人，鍵盤文化依附於當代新媒體技術，新媒體技術對於書法的普及和傳播是有好處的

所以要讓老百姓生活有保障，才會有時間有精力去“附庸風雅”，這個問題歸根到底，要請執政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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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小偷多，今年春节遇到文偷，我在北美流行的中文网站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眼熟，点开一读，却是我多年前写的，讲麻州的博物馆，发表于台北《艺术家》杂志。之后此文被许多网站转载，都保留了原创作者的姓名，唯有今次的文偷，删去了作者之名，换上雅贼的网名。当然，这是小事一桩，也许那偷儿只是玩玩，不图什么，我也就放他一马，仅说事不说人。

中国高校和学术界的抄袭剽窃，见惯不惊。专家教授常爆出抄袭丑闻，博士论文也常露出剽窃的马脚。这些人不怕名声扫地而一意孤行，在偷盗之路上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只因有实际利益的诱惑，这就是名声、学衔、职位、项目、经费，诸如此类。

此外，不少网站也曝光，这年头还有另一类文偷在网上横行，他们东摘西录，将别人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姓名，四处投稿，每月可挣上千元稿费，甚至能以此为生。被偷者很不爽，联合起来人肉偷儿，将其晒在网上。怎奈偷儿脸厚，死猪不怕开水烫。

当年刚从美国回到加拿大，适逢国庆，人们都出门看烟花，我却呆在屋里敲键码字，直到天色渐暗。猛然间，我隐约觉得窗前有黑影晃动，便起身观望。因专注于写作，忘了开灯，屋里很暗，只见窗外一偷儿正张着大嘴将鼻子紧贴在窗上使劲往里窥视。等他的瞳孔适应了屋里的暗色后，却恰好与我四目相对，吓得他往后一趔趄，满脸惊恐。我隔窗问他什么事，他嚅嚅诺诺地说走错了门，然后转身就逃。

由于四目零距离相对，看得清楚，我总忘不了那张变歪了的大嘴和惊恐的眼睛，一幅邋遢和猥琐的丑相。文偷却不一样，我第一次遇到的竟然是美女，是堂堂清华学大学年轻的美女教授，她在一篇关于视觉传播的文章里，照抄了我的文章，连文中的排版错字都没改，原样拿走。清华大学是我的梦中学府，其门槛高不可攀，不才愚鲁，只敢仰视。拙文能被清华教授抄去，我真是三生有幸，而且是被美女教授抄去，说不定ma femme会被清华香醋给淹没了。后来在电视上见这位清华丽人侃侃而谈，大讲艺术，其知性淑女相，让我哑然失笑。

在我遇到的文偷中，最可恶的是《后现代绘画经典》一书的作者，此人从我的书里连文带图整页整页地偷盗，毫无廉耻之心。但愿其已靠剽窃而评上了教授职称，好让这鸡鸣狗盗之劣行能终成正果。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如今老师偷，学子也偷。国内某著名美术学院艺术史系有位学生，将我的文章抄去做学期论文，还堂而皇之署上自己的姓名贴到网上，一样毫无廉耻。若在北美高校，这位剽窃者只会落得一条路：开除。所以还是中国好，讲人情仁义，对抄袭剽窃睁眼闭眼，网开一面。问题是，我的文章是做了很多研究才写成，研究资料都是英文版，那么，评阅学生论文的老师难道不会怀疑：一个非外语专业的本科生怎能读懂那些英文材料？答案大概只有一个：老师根本就没仔细读学生论文。今日高等教育，学生哄老师，老师蒙学生，自欺欺人，事发后以“往日学术不规范”的借口来做挡箭牌。

该怎么对付文偷？记得上大学时有次去看电影，一边走向售票口，一边掏钱，结果招来一群小偷。情急之下，我将钱全掏出来，一把塞进售票口，任凭无数只贼手在我衣兜里乱掏。过去防盗意识不强，如今认识到自卫的必要，于是想出个对付文偷之法：给自己的文章加盖水印。这不仅是强化个人的文风或笔法特征，而且更是写出亲身经历，让文偷难以据为己有，例如这篇文章里的“当年刚从美国回到加拿大”一类个人化的字句。但是，这办法只能对付一字不差全盘照抄的懒惰文偷，却对付不了肯下功夫修改字句的勤快文偷。

大半个世纪前鲁迅借孔乙己之口嘲讽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我新年遇文偷，觉得鲁迅的话得改一改了：文偷也是偷，除了名和利，更兼恶性瘾癖，危害文化生态，需看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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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而写书法？我们热衷于书法的目的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恰恰因为大家都觉得不是问题，很少会去深入思考，渐渐地真成了问题。就如同我们为何而做人？简单得无需回答，又复杂得无法回答。

        在科举时代，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读书人要想通过科举应试进入仕途，书法是一道必须越过的门槛。董其昌年轻时曾因为书法欠佳，参加科举考试难以过关而不得不发愤习书，终成大家。在书法普遍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年代，这一问题也是不存在的，哪怕不当官，作为平民百姓，有一手漂亮的书法也是日常所需，无论作为乡村学究、作为账房先生、作为普通职员，都需要掌握一手过硬的书法功夫。我到山西平遥参观，发现日升昌等票号的账房先生的毛笔字十分了得，对经营活动也十分重要。比如银票有多道加密措施，其中很可能包括毛笔字书写隐含的“独门奥秘”。如果没有一手过硬的毛笔字，是无法成为票号的高薪阶层的。那么，在书法退出日常生活之后，在电脑、手机十分普及，键盘打字占据书写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书法的目的和意义何在？为何还有那么多人狂热地迷恋书法？书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首先，应该说是适应了传统文脉延续的需要。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连贯性，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其发展进程，但无法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土艺术中，书法有着崇高的地位，一大批文人墨客、有志之士出于热爱传统文化、弘扬传统艺术的目的，致力于书法事业，他们并非出于功利目的，而完全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批书家中，有的出于文化自觉，也有的出于一种文化惯性，不管如何，这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原动力，是主流，也是书法振兴的希望所在。

        其次，是出于陶冶性情、修身养性的需要。都说书法家高寿，享受鹤龄遐寿的书法大家确实代不乏人，这是因为，真正懂得书法三昧者，往往心境平和、宁静致远、超然物外，而运笔挥毫的过程，又与气功、太极、导引等传统的健身方式有暗合之处，挥洒自如的书写，给人以无穷的乐趣，赏心悦目的墨迹线条也给人无限的审美享受，久而久之，书法便成了养身健体的重要手段。现在许多干部职工离休、退休之后，迷上了书法，很大程度也是出于养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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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不乏将书法作为追求名利、进身之阶的工具的人。在如今的书法时代，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特别大，人们似乎是用一种参与政治、参与经济的狂热，将书法推上了名利场。固然，书法可以被展览，但展览只是展示和欣赏书法的一种手段，如果将“展览效应”扩大化，推到极致，似乎写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展览，那么，展览的性质已经异化，书法也被异化；书法自然可以被收藏，可以进入流通，但这只是其附属属性，并非其主要属性，书法的商品属性被过分放大，对书法的健康发展并没有多少好处。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将书法的“名利化”看得过于严重，适当的名利刺激，也是一种推动力。

        书法还可以成为一种职业。比如书法教师、书法网站和媒体从业人员、书法院和书法场馆的工作人员等。当然，以书法为职业者，可以是书法家，但也未必非要书法家不可，就如同“作家班”的教员并不一定非得作家不可，军事教员并不一定非要有实战经验不可一样。但他们至少需要对书法有很深的了解和热爱，多少也应该会写写书法。书法成为谋生手段，实乃书法发展的表征。

        实际上，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选择书法，不管是一辈子选择书法还是一阵子选择书法，其目的一言以蔽之，可以归结为：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还是为了外在的需要？

        我觉得无论是已经成名的书法家、书法大家、书法界领导，还是普通的书法爱好者，在夜深人静之际，在提笔挥毫之时，扪心问一问自己“我为何而写书法”，是很有必要的。谓予不信，请君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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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中国书法史，大凡能留下姓名的书法家，若李斯、蔡邕、杜操、崔瑗、史游、张芝、皇象、锺繇、王羲之、萧衍、颜真卿、赵佶、苏轼、陆游、朱熹、赵孟頫、董其昌、王铎、刘墉……等，多为硕学鸿儒、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帝王将相，大都国史留名，光耀九州。大抵书以人传也。 另者，长期以来，书法都因封建最高统治者之好恶而引领其时代书风。史前岩画、甲骨、金文等早期书体，因其年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写手的身份。秦汉流行小篆、隶书、章草等书体，这些书体的倡导者如李斯、程邈、蔡邕、刘德升、张芝、皇象等均以整理和擅长某种书体，“并擅精能，各创新制”而擅名一时。魏晋以降，随着行、楷书的风靡，擅书者渐众矣，名家代不乏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王珣、陆机、郑道昭等辈，皆为一代俊彦也。自李唐来，由于李世民的倡导，世人争宝二王法书，遂形成以二王书法为正宗的“帖学”。宋太宗淳化三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摹勒上石，成《淳化阁帖》，太宗广赐拓本与王公贵族，天下人争宝之，辗转传刻，临摹学习，流传甚广，此阁帖之发轫也！后有《大观法帖》、《绛帖》、《宝贤堂帖》、《宝晋斋法帖》、《停云馆帖》、《戏鸿堂帖》、《快雪堂帖》、《三希堂法帖》等，为“帖学”兴盛推波助澜。“帖学”由宋滥觞，盛极于元明，波及清、民国以至如今，其流风余绪，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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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帝王书法，多尚帖学，康熙推崇董其昌，乾隆则尊赵孟頫，上行下效，于是，董赵书体大行其道，此亦二王“帖学”之流延也。由于科举制度强调翰墨，明清两代学人多习馆阁体，其时，书法皆以乌、黑、光、亮为宗，直到乾嘉时期，追求“馆阁体”已经到了极致，使书法风格千人一面，状若算子，毫无生气，书法艺术遂陷入“实用主义”。此时书法之诟病于社会之诟病同，正如龚定庵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之气象！兴衰交替，物极必反，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帖学”渐渐式微，“碑学”顺时而生。阮元写出《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继续倡导“碑学”，一反唐宋以来对帖学的推崇，明确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可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至此，“碑学”、“帖学”分庭抗礼，并存于世。其时，更有沈曾植氏力倡 “碑帖结合”一派，受其影响者若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罗复堪、王蘧常等，实为现代书法风格面貌形成之开先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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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往今来的书家中，文人学者是最庞大、最重要、最富创造力的群体，东汉时期，由于“鸿都门学”的创立，文人士大夫由民间刻碑而进入书坛并成为主体；魏晋，书法成了门阀世族文人们的特殊爱好和风流时尚；唐代，练就一手好书法成了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必由之路；至宋代，达心适意成了文人学者在书画领域的主观追求，特别是苏东坡，开创性地把书法和学养结合起来，强调“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自此以后，学者书法与文人画，被人们提高到学术层面的高度，书卷气、文人气成了衡量书画作品优劣、高下的重要标准。近现代以降，国门洞开，外族文化不断入侵，西学东渐，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渐次异化，放眼四望，触目惊心的都是“舶来品”！然而“八风吹不动天边月”，我们的民族艺术--中国书法艺术不为外风所动。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能学贯中西，学者书法大都注重碑帖结合，“尊碑”成为近现代书风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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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书法史的起止时间，依照中国近现代史的划分时间为参考：自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为开端，至1911清代灭亡为近代，1911年民国兴至1949民国结束新中国建立为现代。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变革动荡，艰难坎坷，可歌可泣的历史，此时的中国书法史也和时代同步伐共命运，也经历了动荡变法，改革新生。然而，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却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师，若梁同书、吴让之、何绍基、翁同龢、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吴昌硕、于右任、谢无量、马一浮、齐白石、黄宾虹、毛泽东、鲁迅、梁漱溟、郭沫若、冯友兰、钱钟书、启功……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声名显赫的人物，个个堪称一代国手！此时的中华民族虽国风不振，然而因为有了以上学者、民族艺术家的存在，中国民族艺术才立于世界艺术之林，非但不弱，反倒因其不可替代的民族凝聚力，得以优游于其列！

学者书法所选学者，多是在文、史、哲、自然科学、军事、医学、书画艺术等诸多领域、学科中能够卓有建树，而又素喜操弄翰墨的文化名人、专家、学人等。

作品集中所选如英和、倭仁、翁同龢、陆润庠等，皆为经史学家，一代大学士，位极人臣，其书法作品都能开张俊彦，灵彻通透。非能有宰相胸襟之大气度，不能有此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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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书法，因其广为人知的知名度、其清正平和的书卷气息，一直以来都是有品位的艺术品收藏者追捧的佼佼者，现在，更是迎合了“盛世重墨翰”的大众收藏心理，尤为世人争相宝之。笔者素好翰墨，尤喜学者书法，也曾想效法田家英先生对前贤手泽详加收集，无奈财力、机遇均不济，仅就自力之所能及者，搜寻一二，稍做遴选，绍介其大略，以为同好者共赏。近现代学者何以万计，此集所选可谓挂一漏万，至于学者书法的界定、代表作的选取、作品真伪鉴定等都因编选者的水平限制而不有纰漏，在此不揣浅陋，求教于大方。